成績的取得既是煤電行業多項產業政策綜合施策的結果,更是以大型能源電力央企為代表的行業主體自我加壓、積極履責的體現。在能源持續轉型升級的過程中,煤電行業如何精準定位,實現清潔高效可持續發展?如何在電力市場化改革浪潮中開拓盈利增長點?近日,電力規劃設計總院副總工程師唐飛接受本報記者專訪,就我國煤電行業的機遇與挑戰進行探討。
記者:2011年至今,國家打出了政策組合拳,力推煤電行業節能減排升級改造。至今,我國煤電行業在超低排放改造和節能改造方面的成效如何?
唐飛: 在被稱為“史上最嚴”《火電廠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頒布三年后,國家于2014年9月出臺了《煤電節能減排升級與改造行動計劃(2014-2020年)》,提出對我國燃煤機組全面實施節能減排升級與改造,正式明確了東、中部地區煤電超低排放的要求。近年來,煤電企業在已執行世界最嚴格排放標準的基礎上,自我加壓,繼續削減大氣污染物排放,對于進一步推動煤炭清潔化利用具有突出的開拓價值和示范意義。
自《行動計劃》啟動以來,我國超低排放改造累計完成7.5億千瓦以上,節能改造累計完成6.5億千瓦,較“到2020年完成超低排放改造5.8億千瓦,完成節能改造6.3億千瓦”的目標,均已提前兩年超額完成規劃進度。
2017年,全國火電機組平均供電煤耗為309克/千瓦時,相比2014年的318克/千瓦時降低了9克/千瓦時;煤電機組單位發電量煙塵、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別為0.06、0.26和0.25克/千瓦時,與2014年相比分別降低了73.9%、82.3%和83.0%。
《行動計劃》全面實施以來,煤電機組煙塵、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總量大幅降低,當前僅占全國排放總量的3.3%、13.7%和9.1%,煤電已不是造成環境污染的主要因素。
記者:在技術路徑的探索和實踐方面,您如何評價我國煤電機組超低排放和節能改造取得的進展?
唐飛: 《行動計劃》推出后,煤電機組超低排放和節能改造迅速得到了全國地方政府和發電企業的積極響應,節能減排改造技術路線日益成熟、經濟成本日趨合理、改造效果日漸明顯,技術和產品已經或正在輸出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為應對全球燃煤污染挑戰貢獻了中國方案。
在超低排放改造方面,我國已形成針對幾乎所有機組類型的改造方案;而針對主流的常規煤粉爐發電機組,也已形成多種技術路線可供選擇,且能夠提供改造服務的公司很多,市場競爭十分充分。比如,煙塵控制技術包括低低溫靜電除塵技術、袋式除塵技術、高效脫硫除塵一體化技術等,二氧化硫控制技術包括單塔雙循環技術、雙托盤技術、高效旋匯耦合技術、海水脫硫等。在節能改造方面,廣泛采用的節能改造技術主要包括汽輪機通流部分改造、煙氣余熱深度利用改造、現有機組供熱改造、輔機改造、機組運行方式優化等。
放眼全球,隨著我國淘汰落后小火電機組、現役機組節能升級綜合改造和大容量、高參數燃煤機組的批量建設,特別是超(超)臨界機組比例的提高,我國煤電機組能效水平和大氣污染物排放強度已達世界先進水平,燃煤發電技術和超低排放改造技術也已位居全球前列,部分機組世界領先。
煤電行業超低排放改造的成效已經開始推動冶金等其他行業的減排升級,取得的經驗完全可以推廣應用到工業鍋爐等非電領域。
記者:“十三五”期間,煤電發展外部環境發生巨變,標桿上網電價下調、全國碳市場啟動、電力市場化改革等極大影響了煤電企業的經濟性。在平衡技術路徑選擇和經濟性方面,煤電企業還有哪些挑戰需要面對?
唐飛: 盡管煤電發展的外部環境越來越嚴峻,但挑戰和機遇并存。煤電依然是電力的主力軍,煤電企業必須在能源轉型升級中快速轉變,找準定位,迎難而上,走出一條清潔、高效、靈活的發展之路。
首先,面對能源轉型升級,煤電企業要轉變盈利模式。隨著我國能源轉型升級步伐加快,未來非化石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的趨勢已基本確立,中國煤電將由傳統的提供電力、電量的主體性電源,逐步轉變為在提供可靠電力、電量的同時,向電力系統提供靈活性調節能力的基礎性電源。煤電企業必須加快推進由“電量盈利”模式向“電量盈利+服務盈利”模式轉變,在輔助服務市場中積極開拓新的盈利增長點。
其次,面對電力市場改革,煤電企業要轉變經營理念。“十三五”期間,我國將逐步建立完善電力市場體系,煤電企業必須增強市場意識,建立企業成本控制機制,強化客戶意識,主動走出去,參與市場競爭,實現競爭中高質量發展。
再次,面對碳交易市場的潛在制約,煤電企業要拓寬經營視野。在碳捕集與封存(CCS)技術成熟之前,煤電企業可積極開展燃煤與農林剩余物、生活污泥、生活垃圾等耦合發電,助推農村和城市環境污染改善的同時實現碳減排。
最后,從節約全社會資源的角度出發,不宜繼續強制推動煤電無限提高環保水平。在煤電大氣污染物控制普遍達到超低排放水平后,進一步降低排放水平的投入較大,而環保收益非常有限,投入收益的性價比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