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特:我們需要為前景光明但尚未實現突破的領域提供更多研發資金。努力可能白費,但只要一個領域成功就值了。
隨著環保運動“反抗滅絕”(Extinction Rebellion)加大力度說服政府把氣候變化視為國家緊急事件,倫敦人已經習慣了看到一些額外的混亂場面。活動人士在議會脫光了衣服,破壞了荷蘭皇家殼牌(Royal Dutch Shell)總部的入口,還擾亂了倫敦周邊整體的交通和火車服務秩序。
很容易將這些抗議者的行動諷刺為一群富裕的英國人(其中很多人擁有專業背景)要求公眾做出一項克制物欲的重大舉動——該舉動主要影響的是那些經濟狀況不如他們的人。
盡管過去30年付出了一些努力,但世界在遏制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長方面仍未取得多大進展。沒錯,歐盟28國在1990年至2013年間把二氧化碳排放量減少了12%,至3.42千兆噸,美國的二氧化碳排放增長也有所收斂。但與此同時,隨著中國數億人脫離貧困,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從2.44千兆噸增加到了10.27千兆噸,這個數字還會繼續增加。北京方面的“一帶一路”倡議(BRI)設想建設數以百計的新燃煤發電站,其中240座在2016年正處于建設中。總體而言,全球碳排放量增加了60%。
“反抗滅絕”提出的解決方案是讓發達國家進入備戰狀態。他們希望英國定下一個不可變更的目標:在2025年前實現溫室氣體零排放。實現這個目標需要英國在未來6年報廢3800萬輛汽油和柴油汽車。為了確保實現該目標,他們傾向于讓民主政治靠邊站,支持由“公民大會”來領導環境方面的行動。
這一環保運動始終存在清教徒的一面,認為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就要過一種更儉樸的生活,鑒于這一點,“反抗滅絕”吸引了簡樸的坎特博雷前大主教羅溫•威廉姆斯(Rowan Williams)等人的支持或許并不奇怪。但人們也有很多理由相信,簡樸生活、克制物欲根本解決不了這個具體問題。
首先,這場戰爭不會在英國取得勝利,甚至不會在整個歐洲和美國取得勝利。幾乎所有排放量增長都發生在發展中國家,對這些國家而言更緊迫的任務是發展經濟——這是可以理解的。事實上,我們自己去碳化的方式已經使我們本可以動用的一些工具失效了。我們是通過將生產外包到發展中國家成本更低、碳排放量更大的地區,減少了自己的排放量。
現在需要的是不一樣的方法。某種形式的碳排放稅將是降低二氧化碳排放更有效的機制——要么把生產轉移到發達國家,要么在中等收入國家設定同樣的環境標準(作為免關稅準入的代價)。這種方法不一定要應用到所有行業;可以只針對鋼鐵和石化等能源密集型產業。畢竟,我們目前還在愚蠢地補貼這些行業的本土企業,以免它們倒閉。
其次,我們需要承認,我們還不具備可實現預期目標的技術。這意味著要更明智地使用公共資金。
我們已經在海上風能和太陽能電池板等現有技術上投入了大量資金,這些技術可以緩解、但無法最終解決這個問題。約20%的電費用于支付遺留的補貼成本,這對較貧窮的家庭是一個重大負擔(這種負擔助長了一種敵視環保主義的民粹主義政治)。
我們需要讓支出與企業利益脫鉤,為氫、核能和太陽能薄膜等前景光明但尚未實現突破的領域提供更多研發資金。相關努力可能全部付諸東流,但只要一個領域取得成功,我們就將獲得遠超于付出的回報。
只有當我們真的沒時間了時,忙活起來才有道理。但是,盡管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簡稱IPCC)越來越堅決地要求采取行動,但該組織尚未大幅縮短時間表。從某種意義上說,“反抗滅絕”跟氣候變化“否認派”一樣拒絕接受專家意見,不過兩派努力的方向是相反的。鑒于該問題的復雜性,脫離科學軌道是沒道理的。
最后一點,他們指責民主制度分歧過大,辦不成事。當然,去碳化將付出高昂代價——這要求政客們有勇氣說出實現該目標的代價。但歷史表明,我們可以在必要時快速采取行動。在上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之后,瑞典建造了一批核反應堆,在短短16年內把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削減了75%。
不用對選民負責的政權會比瑞典做得更好嗎?誰知道呢,但令人沮喪的歷史表明事實恰恰相反。環境惡化和威權政治往往同時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