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以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為核心特征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到來,全球產業結構和發展方式將發生深刻變革。數字經濟已成為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重要基石。數字經濟是以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作為關鍵生產要素,通過融合應用各類信息通信技術,推動生產生活數字化轉型的全新的經濟系統。這一經濟形態正深刻影響著人類的生產、生活和消費行為,不斷催生出新組織、新業態、新模式。目前我國數字經濟規模已占到經濟總量的三分之一,而數字基建是新基建的核心內容,是服務于數字經濟發展所進行的基礎設施建設。
有利于釋放大規模“數字紅利”
通過完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加快發展數字經濟,可以釋放大規模“數字紅利”,為我國謀取未來國際競爭優勢。
第一,發展數字經濟并實施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是把握第四次工業革命機遇、參與全球科技競爭的重要抓手。為搶抓新工業革命的重大歷史機遇,世界主要國家和地區紛紛加強數字經濟的戰略布局。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系統完備的數字基建體系,有利于我國在新工業革命中占據制高點,夯實數字經濟發展基礎。
第二,發展壯大數字經濟,推動產業數字化轉型和智能化升級,有利于促進新舊動能轉換,打造高質量發展的新引擎。數字基建是技術創新的新載體,有助于5G、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云計算和區塊鏈等技術的融合創新和場景化應用,為數字經濟發展厚植“數字土壤”。數字基建通過對技術、人才、資本、數據等各類產業資源的泛在連接、彈性互補和高效配置,打通全要素、全產業鏈、全價值鏈,促進各行業深度融合、上下游聯動,幫助更多企業提質降本增效減存,實現新舊動能轉換。
第三,加快發展數字經濟有利于更好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是推動消費升級新動力。依托數字基礎設施所形成的智慧城市、智慧醫療、智慧交通、智慧家居等智能服務體系,能夠提高公共服務質量,為醫療、教育、交通、餐飲、娛樂等領域深度賦能,催生更多消費新形式,提升消費服務水平,改善民生福利。
第四,以數字基建挖掘數字經濟新增長點,可以作為疫情沖擊下的逆周期調節措施,是化危為機的新抓手。發展數字經濟既能創造數字基建等巨大投資需求,又能撬動龐大的消費市場,乘數效應和帶動效應顯著,有效提振市場主體信心,穩定市場預期。與此同時,數字基建能帶動傳統基礎設施的數字化改造和智能化升級,實現基建投資整體結構的優化。
數字基建是新型基建的核心
發展數字經濟,建設數字中國,要讓數字基礎設施成為“先行官”,不斷提升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水平,實現高質量發展。
一是構建“政府引導、市場主導、多方參與”的共建共投共享的體制機制,使“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協同發力,完善政府頂層設計和規劃引領,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擴大對數字基建和數字經濟的有效投資。數字經濟的發展和數字基建的推進,關鍵要厘清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兼顧自上而下的供給推動和自下而上的需求拉動,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線,提高投資建設的有效性與可持續性。要注重發揮“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的協同作用,協調好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政府投資與民間投資、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關系。
中央政府要做好數字經濟發展的頂層設計和規劃引領,通過制定行業規則、設施標準、規劃布局、監督考核等,引導并規范數字基礎設施的有效投資和有序建設。地方政府要充分考慮本地發展情況和財力、債務承受情況,循序漸進開展數字基建,提高資源配置效率,避免形成新的地方債風險。
政府可通過完善法律法規和制度標準,保障數據鏈、資金鏈、產業鏈、創新鏈的有效閉合、互聯互通與深度融合。確定數據的資產定位,加快數據資源的產權歸屬立法,促進數據的確權、流通、交易、保護,解決數據資源分散、體制分割、管理分治的難題。要制定政務數據資源的開放共享政策,明確相應的標準規范,保障數據共享交換和業務協同。推進一體化的公共性大數據中心建設,打造政務綜合、政企融合等綜合性信息共享和服務的頂層體系架構。完善公共數據安全與隱私保護的相關法律法規,著力構建數字基建運行安全監管體系,提高對數據泄露等潛在風險的感知敏銳度和應對能力。需要注意的是數字基建不能采用“政府包辦”和“大水漫灌”的方式,應充分發揮市場在數字基建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
二是處理好數字基建與數字經濟的關系,實現數字基礎設施“建”“用”并重,加快關鍵核心技術創新,強化應用牽引,提升數字基建服務數字經濟的能力。
數字基建可以為數字經濟發展打下扎實基礎,而數字經濟為數字基建創造了豐富的產業化應用場景,兩者缺一不可。聚焦數字基建所需的高端芯片、關鍵器件、工業軟件等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推動信息技術、運營技術等多種技術融合創新,夯實數字經濟的技術底座。數字基建對數字經濟的價值體現不僅在“建”,關鍵在“用”。
相關數據顯示,我國有14億人口的市場,而且人均GDP已經達到1萬美元以上,16億移動電話用戶,4.5億固定寬帶接入用戶和8.5億手機網民。超大市場規模、完備的工業體系和豐富的網絡資源,為數字經濟的發展、數字基建的落地應用創造了巨大的市場需求和廣闊的應用場景。
強化應用牽引,圍繞數字經濟發展需求,構建數字基礎設施“建”“用”互促的生態體系。大力推廣數字基礎設施的建設與應用,利用數字技術模塊對傳統產業進行改造升級,支持工業企業構建數字化的生產、經營、管理體系,推動智能制造、大規模個性化定制、網絡化協同制造和柔性化生產。積極探索5G、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云計算、區塊鏈等新技術在工業互聯網中的技術融合和豐富應用,為各垂直行業和領域賦能賦智,促進產業集群數字化發展。優化工業互聯網平臺資源整合、運營管理、安全保障等服務支撐,加強工業設備的連接、管理以及數據采集、建模分析及開發應用,加快“啞設備”的數字化、網絡化和智能化改造,有效挖掘數據價值。積極搭建供應鏈、產業鏈、產融對接的數字化平臺,幫助企業打通供應鏈、對接融資鏈,實現業務、人力及生產資源的精準配置、靈活調度。推進應用牽引,減少網絡通信、IDC運維租金等數字基礎設施使用成本,降低使用門檻,讓更多市場主體分享數字經濟“紅利”。
三是以“智慧城市”為抓手,持續推進信息化、工業化與城鎮化深度融合,實現公共服務供給與數字化治理能力相結合,不斷強化數字經濟時代的治理能力。
持續推進智慧城市建設,構建適應數字經濟、智能社會發展需求的基礎設施體系,提升公共服務水平。搭建數字化城市管理平臺,將數字基建與交通、教育、商務、醫療、金融、安防等城市智能場景相結合,改善市民生活質量。圍繞優化城市資源統籌協同能力、提升城市應急響應能力和應急保障能力等,促進公共服務智慧化、社會治理精細化、安全監管精準化。
利用5G、人工智能等技術推動我國公共衛生服務體系的數字化轉型和智能化升級。建立健全公共衛生事件網絡直報、監測預警、應急管理和疾病預防的數字化平臺,提高重大公共衛生風險的發現、預警和響應處置能力。探索打造跨域聯合共建共享的“醫共體”等數字化醫療和健康服務平臺,推廣“5G+”遠程會診系統。搭建疾病預防控制機構、常規醫療機構和重大疫情救治體系間的數字化協同平臺,強化信息共享、資源統籌調配和業務協同配合,打通全鏈條的防控救治環節。
推進“數字政府”建設,強化數字經濟時代的治理能力。建立更多有效的跨部門業務協同模型,促進數字政務系統從部門獨立運作向部門間協同治理轉變。推動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向基層社會治理單元深度延伸,強化“后臺”的數據分析監測能力,弱化“前臺”的人海戰術,為基層社會治理賦能。
四是注重區域協調和城鄉融合發展,通過完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打造城市群高質量發展新動力,加快彌合區域間“數字鴻溝”,提升新一代信息技術的普惠性與可及性,培育全民信息化素質素養,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和助力脫貧攻堅形成有力支撐。
不同地區對信息和網絡技術掌握水平、應用程度以及創新能力存在差別,數字基建在區域分布上要注意點面結合、協調發展。城市群是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重要載體。將城市群、都市圈作為布局數字基建的重點。以京津冀、長江經濟帶、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重大戰略為引領,加快構建城市群數字網絡,帶動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的合理流動和高效集聚,提升資源配置效率和生產效益,開拓區域融合發展新空間。推進城市群內、城市群間基礎設施的數字化、智能化改造,打造連接緊密、智慧管理、便捷高效的“1小時都市圈”。數字基建的普惠性需進一步下沉,縮小城鄉之間的“數字鴻溝”,推動中西部地區、落后地區等數字基礎設施建設與改造。
加大農村地區信息和通信基礎設施建設力度,完善信息終端和服務供給,加快解決“長尾”區間未能有效覆蓋的短板,避免“信息落差”“知識分隔”帶來新的貧富分化加劇。構建數字經濟時代城鄉融合發展的數字基礎設施體系,暢通以數據為代表的新型生產要素在城鄉間的雙向流動。在農村電子商務、遠程教育培訓、自然資源遙感監測和農業物聯網平臺、智慧農業基礎設施等方面重點發力,切實發揮“數字鄉村”建設在完善鄉村產業體系、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中的重要作用。強化數字技術使用的宣教普及,培育全民信息化素質素養。
五是統籌利用國內和國際“兩個”市場,深化數字經濟國際合作,推進“一帶一路”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積極打造開源開放創新平臺,參與制定國際標準體系和數據治理機制。
為適應數字經濟全球化發展趨勢,應以開放的姿態與國際社會接軌。拓展數字經濟的國際合作與交流,攜手全球更多國家和地區共同探索數字經濟創新,完善數字經濟對話協商機制。打造專業化國際化的數據智能技術平臺,促進全球數據資源的共用共享,為跨境電子商務、跨境智能物流、跨境智慧旅游等提供支撐服務。推進“一帶一路”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優化跨境通信交流、導航定位以及大數據采集管理、交換共享與挖掘分析水平,改善區域通信狀況和互聯互通的層次。開源開放平臺是數字經濟技術開發應用的關鍵基礎設施。強化國際化的開源社區、開源平臺等基礎設施建設,為企業開放基礎框架、基礎服務、開發工具、基礎算法組件等底層技術,吸引全球開發者團隊、行業企業和優秀的開源項目入駐平臺,促進技術的協作攻關與迭代升級。
需要強調的是標準化是提升數字經濟國際競爭力的戰略性支撐。應積極參與數字經濟領域的國際標準制定,及時總結推廣“中國標準”,進一步提高國際話語權。加強國際數據治理規則研究與治理政策儲備,健全知識產權保護等法律法規,完善數據跨境交易、流通與監管機制,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