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的一天，德國西部城市博特羅普的郊區陽光明媚。沿著一條安靜的公路，我來到了綠水青山之間的一處無名之地。高速公路在不遠處蜿蜒。此處最吸引眼球的是一個帶有4個巨大輪子的A型建筑——豎井井架，用來將工人和設備運輸到井下。這個豎井井架也是唯一可以直觀證明在1200米的地下有著德國最后的硬煤的證據。

博特羅普坐落在魯爾谷，魯爾谷是一個擁有550萬人口的地區。這里曾經有近200個煤礦，每年能生產1.24億噸煤，有超過50萬礦工在煤礦工作。

明年，隨著這里最后一個煤礦的關閉，一個時代即將終結。魯爾谷正處在轉型之中。在過去的半個世紀里，一個個煤礦和鋼鐵廠逐步關停。在德國發展可再生能源的努力下，一個又一個風力渦輪機在老式豎井和焦化廠之間豎立起來。

但是從煤炭轉向清潔能源的道路并不是一馬平川的。博特羅普的Prosper-Haniel煤礦所發生的一切正是德國和全球其他煤炭生產國所面臨的挑戰和機遇的一個縮影。

放眼全球，隨著各國政府逐漸淘汰曾經被稱為工業糧食的煤炭，越來越多的煤礦正在陷入沉寂。如果想讓退休的煤礦為下一場工業革命提供動力，那就得抓緊時間了。

那些將德國最后的礦工運輸到礦井的罐籠，每小時的速度接近48公里。“這速度跟城里的摩托車差不多。”魯爾礦業財團的公共事務官員克里斯托夫-貝克(Christof Beicke)說。這個說法讓人有點不寒而栗。

我與一群游客一同走進罐籠，門在關上的一剎那發出了吱呀的聲音。

罐籠緩緩下降，在我的胃部一陣痙攣之后，伴隨我們的只有通過罐籠柵欄吹進來的濕冷的風和轟隆隆的聲音。時間仿佛在這一刻停滯，幾分鐘就像幾個世紀那么漫長。

罐籠最終停了下來，停在這個礦井的最深處——第七層，我們進入了一個看起來與地鐵站臺相似的房間。參與建造這個井巷的工程師哈馬贊-阿特利(Hamazan Atli)帶領我們這一群游客穿過了大廳。站在熒光燈下，微風拂面，機器的轟鳴聲不絕于耳，我產生了一種不可思議的感覺，仿佛走進了一個人類智慧的終極產品之中，比如一個太空站或者一個潛水艇。

單軌火車是我們通往煤層的交通工具。大概半個小時之后，我們走下火車，將安全帽上的燈打開。這里的溫度明顯升高了。當我們沿著有點傾斜的路向采煤工作面走去時，空氣中彌漫的硫磺味兒越來越濃烈。我們弓腰前行，一架架液壓支架保護著我們，使得頂板不會掉下來砸到我們身上。

因為這里煤層的高度只有1.5米，所以當我們穿過時，不得不彎著腰。地面的積水很深。采煤機今天沒有工作，因此我們沒有看到采煤機將煤割下來，再通過皮帶輸送出去的場景。

今天的礦里十分安靜。兩個滿臉煤灰的礦工從我們身邊擠了過去。當我們在液壓支架旁邊坐下來的時候，煤層上方的頂板偶爾會掉下一兩塊石頭。

后來，在明亮的房間里，克里斯托夫-貝克問我有什么感受。我說這里真是極端的人類環境。他點點頭說：“是的，這里像是被時間遺棄的地方。”

魯爾谷擁有53個德國曾經最強大的工業中心城市，包括埃森(Essen)、波鴻(Bochum)和奧伯豪森(Oberhausen)等。這個地區曾經是低洼的河谷地帶，但是現在一座座小山隨處可見。這些小山都是從礦井中開采出來的煤矸石。

由于許多煤礦已經關閉，這些矸石山上長滿了雜草。在埃森郊區的一座山上，一邊放著15米高的雕像，另一邊巨大的風力渦輪機就像一朵朵機械雛菊一樣綻放。

德國被譽為全球清潔能源轉型的領導者，自2002年以來，德國在可再生能源補貼方面已經花費了2000多億美元(相比之下，美國平均每年花費200億美元來補貼化石能源)。

為了讓德國擺脫化石能源和核能的束縛，2011年，默克爾政府宣布開始實施“能源轉型”(Energiewende)政策。去年，包括風能和太陽能在內的可再生能源為德國提供了近30%的電力。“能源轉型”的目標是到2020年，讓可再生能源占到德國能源消費總量的40%，并讓碳排放量較1990年減少40%。

這種轉變意味著魯爾谷生態環境會逐步好轉。現在每一座拔地而起的矸石山都意味著地下有體積更大的煤炭和石頭被挖走。該地區整個地表已經下沉了約24米。

流進魯爾谷的河流無法從另一端流出，貝克解釋說，現在河水都在從未到過的地方形成水池。煤炭公司負責將那些水抽走，并將該地區的地下水也抽走，以保證地下水位低于現有礦井的水平。廢舊煤礦里的臟水也必須得抽走，以免污染地下水。

而這只是煤炭公司必須永遠不斷重復做的事情中的一件而已。

貝克說，只要那五六百萬人還想在這個地區生活，煤炭公司就得天天如此。“也許2000年后情況會有所改變，但是現在只能如此。”他說。

德國政府每年會向礦業聯合會提供2.2億歐元的補貼，以應對煤炭開采產生的所有問題。與美國的老舊煤礦經常會被出售或者宣布破產然后就無事一身輕不同，這里的煤礦即使關停了，煤炭公司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也必須處理原先的廢水。

盡管德國政府承諾進行較為徹底的能源轉型，但現在很多人都認為，由于某些經濟和社會因素，比如很多地方繼續使用褐煤來發電，德國不可能實現其制定的可再生能源目標。德國的人均電力消費成本是歐洲國家中最高的。

如果德國繼續朝可再生能源目標努力，那么新能源肯定主要來自于風力。德國的風力渦輪機比歐洲其他國家都多，其中許多風力渦輪機都是在過去六七年內安裝的。但是風力發電具有很大的間歇性，這對于電網來說是一個嚴峻的挑戰，因為即使電力供應短時間中斷，也有可能產生巨大的影響。

隨著越來越多的風力渦輪機投入使用，越來越多的燃煤電廠退役，這個問題只會越來越嚴重。間歇性能源的存儲問題成了一大挑戰。這個國家的退役煤礦可能再次被證明是有用的——它們就像是清潔能源的巨大電池。

要把煤礦變成電池，需要的是重力。當然，還需要很多錢，但基本原理是重力。當你舉起一個重物時，它會把將它舉起來的能量存儲起來，當它落下來的時候能量就會被釋放出來。

拿水來舉例說明。當你想存儲能量的時候，只需要把水抽到高處，存入水庫中。當你要使用這種能量的時候，可以讓水流下來，帶動渦輪機轉動，這些渦輪機能將沖擊轉化為電力。

這就是來自埃森—杜伊斯堡大學的兩位教授安德烈-尼曼(Andre Niemann)和烏爾里希-施賴伯(Ulrich Seiber)的一個設想。他們希望通過這種方法將廢舊礦井利用起來。看起來他們的設想很直觀：上下水庫之間的落差越大，能夠存儲的能量也越多。還有什么比煤礦更深呢?

地質學家施賴伯意識到，將廢舊礦井變為抽水蓄能水庫從理論上來說是可行的，但這是一個所未有的設想。尼曼是一名水力工程師，他認為這個設想值得一試。他籌集了一些研究經費，然后花費了幾年時間進行這個設想的可行性研究。他們在魯爾谷找到了一個廢舊的煤礦，并對運行成本和收益進行了分析。

在對該地區的斷層和地層進行研究之后，尼曼的團隊最終選擇了Prosper-Haniel煤礦。他們計劃在煤礦舊址建一個類似于巨大公路隧道的地下水庫。水庫的周長為14.5千米，全部用鋼筋混凝土圍起來，高度達到30米。尼曼表示，水庫的一側高度會稍微低一些，以方便水的流動。

在最大存儲容量下，渦輪機可以連續運行4個小時，產生800兆瓦時的電量。

在德國，抽水蓄能的吸引力是顯而易見的。風能和太陽能都是不穩定的能源來源，具有很大的間歇性。而能量存儲可以幫助滿足高峰時的用電需求。當風力強勁時，可以把多余的電力存儲起來。當天上的云朵遮住太陽時，存儲電力就可以派上用場了。原理很簡單，而且隨著可再生能源的應用越來越普及，存儲能源也將變得越來越重要。

唯一的問題是：太貴了。

風力發電和太陽能發電的成本一直在下降，比起來，儲能的成本卻一直居高不下。尤其是修建抽水儲能電站需要大量的投資。尼曼估計，光是建造地下水庫，每米隧道就需要花費1萬至2.5萬歐元，整個項目需要5億歐元左右。

目前，不管是政府還是魯爾谷的能源公司都不愿意進行這種投資。

“老實說，這不是一種生意，而是一場賭博。”尼曼說。

盡管這一設想現階段不太可能成為現實，但來自美國、中國、波蘭、法國、南非和斯洛伐克等國的代表團還是到埃森拜訪過尼曼和施賴伯，了解煤礦抽水蓄能的情況。來自美國弗吉尼亞州的支配能源公司(Dominion)一直在共和黨參議員的支持下研究這個設想。不久前，弗吉尼亞理工大學的一個小組還去埃森參觀研究了這個項目。

這里，任何會在大西洋兩岸引發比較的嘗試都會變得復雜。在美國，聯邦政府對依賴煤炭的地區的經濟轉型基本不插手。相比之下，在德國，轉向可再生能源首先得達成廣泛的共識才行。然而，即使擁有政策和公眾的支持，經濟上也具有可行性，只要缺乏投資，重要和必要的創新跟不上，一切都是白搭。

魯爾谷不是阿巴拉契亞地區，不過，這兩個地區有著一些關鍵的共同點。

煤炭被淘汰帶走的不僅僅是工作崗位。生活在圍繞著單一產業建立起來的社區(比如煤礦上的小區)的人往往都有一種身份認同。對于許多礦工和他們的家人來說，事情可不是打包好過去，然后找一份工作，一切從頭開始那么簡單。煤炭開采被視為一種呼喚、一種繼承，人們希望能夠將這種生活方式延續下去。

當煤礦開始裁員的時候，魯爾谷的居民就是這樣希望的。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人們都以為那些美好的舊時光還會回來的，他們都這么認為。”德國煤炭協會的能源和經濟學家卡伊-萬-德-洛(Kai van de Loo)說，“但是它永遠都不會回來了。”

當然，在美國，讓昨日美好重現往往被政客拿來當作競選的口號。特朗普在競選總統的時候，就曾經承諾停止“對煤炭的戰爭”，重振美國的煤炭產業。所以，他得到了那些產煤區選民的支持。

在賓夕法尼亞州的孟河河谷(Mon River Valley)，有一個占地面積比曼哈頓還要大的井工礦發揮著超大的影響力。該州有超過8000人在這個煤礦工作，現在美國煤炭相關工作崗位一共只有5萬個。而30年前，煤炭相關工作崗位曾超過18萬個。

煤炭開采對于當地生態的破壞也是不容忽視的。華盛頓縣東伯利恒鎮鎮長瑪麗安-庫拜其(Maryann Kubacki)說，一到下雨天，整個小鎮的街道上全是黑色的臟水。

但是如果沒有像德國政府那樣在財政方面的支持，想改造這些煤城是一項十分艱巨的任務。賓夕法尼亞州煤田司法中心主任維羅妮卡-科譜蒂絲(Veronica Coptis)表示，組織當地居民向煤炭公司施壓是一件棘手的事情。“人們不想聽到你說煤炭的不好。我們想要結束煤炭開采，但是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事情。”

再說回德國，博特羅普市市長貝恩德-蒂施勒(Bernd Tischler)早在本世紀初就開始考慮如何擺脫對煤炭的依賴了。蒂施勒是一名經驗豐富的城市規劃師，他擅長制定長遠戰略。在2009年就任后，蒂施勒認為可以將博特羅普建成一個可再生能源研發中心。他設計了以從煤礦收集來的瓦斯為動力的供熱廠，并使得博特羅普成為魯爾谷第一個規劃了風能區的城市。

2010年，博特羅普贏得了“創新城市”的稱號，成為魯爾谷城市的典范。據蒂施勒介紹，博特羅普現在使用的能源有40%來自可再生能源，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10個百分點。

在談到這種轉變的時候，蒂施勒的描述容易讓人覺得它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在美國，煤礦涉及的問題更多，談及此，人們往往容易變得情緒化。

對此，蒂施勒說：“在博特羅普，人們當然也害怕煤礦被關停。”但蒂施勒認為煤城有一個優勢可以幫助人們適應能源的轉型，那就是他們更具有凝聚力。在煤礦上，人們習慣于一起工作，對彼此有著依賴性。信任的缺乏是危險的，有時候甚至是致命的。

多年來，魯爾谷吸收了來自波蘭、意大利和土耳其的勞動力。他們已經相處融洽，形成了一個強大的社交網。蒂施勒說，過去幾年，這個只有11.7萬人口的小城已經接納了數千名敘利亞難民。

當然，一個強大的社會結構還不足以挽救一個瀕臨淘汰的產業。在博特羅普，一些有前景的技術產業和可再生能源將會替代煤炭的地位。

“我認為市長和其他政治家的責任就是把人們的恐懼轉變為新的視野、新的動力。”蒂施勒說，“你與他們不是敵人，必須說服他們。你得跟通常不怎么打交道的機構和人一起工作，因為我們是坐在同一條船上的人，我們必須向著同一個方向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