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舉確定，一地雞毛般的對選民承諾又成為新的不確定性因素，隨著新政的明確、調整、落實與兌現，特別是那些所謂“能源獨立”的新政會不斷地外溢，如同蝴蝶效應那樣，輸入端微小的差別會迅速放大到輸出端，并給全球帶來巨大的沖擊。

北京時間11月16日午間，美國總統大選最終結果出爐。此前不被看好且民調支持率一直較低的特朗普意外獲勝，這一結果立即引發了全球金融資本和大宗商品等市場的劇烈波動。隨避險情緒的增加，股市“閃崩”，匯市的美元暴挫，含避險功能的黃金等貴金屬瘋漲，而大宗商品市場中的原油卻一反常態地與美元匯率同向而行，電子盤交易時段最大跌幅竟高達4%。原油價格為何特例獨行?其背后還隱藏了些什么秘密?

顛覆前任的能源新政

在特朗普官網上，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其競選時追求的政策框架，它明確了三個主要方面的內容，即“讓美國重返安全時代”，“讓美國人有工可作”，“讓政府重新為人民服務”。其中，讓美國重返安全時代主要是從反恐、移民政策改革和提升能源獨立性上入手(似乎多少有些要將美國重新帶回走孤立主義道路的意味);在讓美國人有工作的政策導向中，從降低和簡化稅收政策、增加運輸基礎設施建設投資計劃、廢除為防止金融體系再危機而設置的“多德-弗蘭克法案”、實施貿易保護主義的政策、給美國孩子更多的教育機會等5項;在讓美國政府重新為人民服務中，要廢除奧巴馬醫保法案、增加退伍老兵的各種待遇和保障美國人的憲法權益。

歸納起來，其核心就是“孤立+基建+減稅+加息+權力還民”。試圖用寬松的財政政策和廢除嚴格監管的金融資本市場來刺激和提升經濟增速，用相對孤立的貿易政策以及權力還民的策略來增加就業與捕獲民心。這種看似是十分完美的全能型政策，在細細品味后發現，它確實存在有相互掣肘的牽制力。

特別是在能源安全問題上，特郎普強調了能源在美國經濟發展中不可忽視的作用，特別是就業與涉及到銀行等金融系統的安全。所以，他與其前七位總統一樣，也蕭規曹隨地提出要開展一場能源革命，充分使用好可再生能源和傳統能源，但不完全相同的是，要“重構美國能源政策，提升能源獨立性”，使美國轉變為能源凈出口國。為掀起和打好這場革命，特郎普在競選期間就言之鑿鑿地宣稱，全球氣候變暖是一場騙局。進一步為礦物能源的繼續存在和重新擴大規模使用確定了政策基調和輿論基礎。

不僅如此，特郎普又以其商人的視角評估了清潔能源等市場，并認定除支持愛荷華洲的玉米乙醇計劃外，反對高成本的風力發電，但對開發致密油氣(國內俗稱的頁巖油氣)資源卻情有獨鐘，支持用水利壓裂的工藝技術進行施工;還提出結束“煤炭戰爭”的規劃，要自上而下的重新檢視奧巴馬當局頒布的反煤炭規定，用以重振煤炭產業;支持KeystoneXL石油管道項目，以謀求進口來源的多樣化，但同時又一反常態地追求能源獨立;在正視石油輸出國組織作用的同時，又提出與其分道揚鑣;在未完全修改美國本土油氣資源出口禁令的情況下，又支持美國石油出口;在禁止或限制開采歸屬聯邦政府油氣田資源的同時，又強調開采石油的重要性，積極主張擴大天然氣與原油鉆井規模，甚至支持開放本國和海外聯邦土地和礦石燃料生產水域的租約;在價格管理上，一方面反對壟斷和遵守市場競爭定價原則，另一方面又主張進行干預，并公開宣稱，一旦當選，首要任務就是拉低油價。進而，迅速改變了當下原油價格與美元匯率長期負相關的走勢關系。

雖然，最近五十年美國在能源安全問題上沒有發生過重大紕漏或危機，但特郎普一系列大開大合式的新政確實存在有眾多不確定性，若再將貨幣、財政等新政對能源產業的影響一并考慮進去，其政策疊加的牽制力還會更多，不確定性也會更大。但無論是否擴展這些影響因子，特郎普當下的政策導向將要帶領美國向“能源三角不可能”的迷宮更深處走去。

難以擺脫的“能源三角不可能”

從特郎普能源新政中不難看出，他同時是在追求能源獨立、控制價格上漲和單方向進出口管制等三個政策目標。因此，這種政策選擇的結果是直接將美國逼入“能源三角不可能”的困境中，即能源獨立、市場定價和自由貿易的選擇困境，如下圖示。

受全球化、產業分工細化，外部貿易條件復雜化以及無疆界金融資本的沖擊，導致了包括原油價格在內的國際能源價格頻繁且巨幅地擺動，致使無論是能源資源稟賦豐富的國家，還是發達工業化能源消費國，抑或是發展中的能源消費國，都已很難單獨抵擋的住這些外部因素對一國能源使用安全的沖擊，再加上貨幣的“三角不可能”對一國經濟的沖擊，其疊加效應幾乎讓全球沒有那個國家可以躲過此劫，并實現三個能源的政策目標。

通常“能源三角不可能”的政策選擇只能是三選兩。因此，第一種選擇策略是：追求能源獨立和市場定價，同時必須進行進出口管制，犧牲自由的國際能源貿易。美國在上世紀30年代中后期就一直采用了這種模式，但二戰后，美國開始最大限度保護和限制國內資源開發，致使其從70年代后陸續喪失了能源獨立;第二種策略是，追求能源獨立和能源的自由貿易，在國內會進行價格管制，但在國際市場將喪失定價權。這多發生在能源出口依賴型的資源國中，特別是那些工業基礎布局不健全或不合理的資源國;第三種策略是追求貿易自由和市場定價，同時會喪失能源政策的獨立性，即使有能源戰略，其戰略的戰略意義往往也會大打折扣，他們由于自身能源資源稟賦的匱乏，極易受到外部因素的沖擊，對外部能源市場的依賴性極強。特別是大多數能源凈進口的OECD國家。

然而，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美國國內原油產量是世界第一，成品油出口貿易量全球第一，約占全球貿易總量近90%，擁有絕對的能源獨立、定價權和貿易的自由度。但因外部條件的變化，中東地區發現了比美國油氣更加廉價和富集的油氣，以美國為首的石油公司大量涌入，并借租借制迅速在中東產油國構建了國中之國。他們通過威逼、脅迫，甚至是賄賂等手段，壟斷了出口市場與定價權，不僅大量攫取了資源國的財富，也堂而皇之地讓煤炭消費比重退居榜眼。同時，大量更廉價的原油回流到美國，又造成其國內原油產能嚴重過剩，中上游企業不得不進行惡性的競爭，倒閉、失業，甚至曾經度過一段不堪回首的用武裝暴力強占國內資源與市場的黑暗時期，并迅速將美國的能源獨立化為泡影。

對于中東地區等純能源資源國來說，當貿易條件發生惡化后，同樣也會喪失能源獨立的政策紅利，甚至會發生政權更迭。歷史上的伊朗、伊拉克、利比亞等資源國都曾不斷上演過被美國逐一顛覆的悲劇。因此，資源稟賦條件也不是能源獨立的必要條件。

同理，能源貿易自由也會受到全球化貿易條件、環境容量等條件的制約與影響，也非一般國家就能自主決定，盡管以WTO、世界銀行等為代表的全球化機制削弱了各國貿易間的壁壘，但配額、貿易附加條件依就影響著各國能源貿易的自由流動。

對于能源價格，盡管多數消費國或資源國早已不進行全面管制了，但隨原油等能源產品的金融衍生工具的大量創新與使用，又將定價權轉移到了金融資本手中。除非去石油金融市場進行避險與資產配制，否則，只能被動接受由美國華爾街為代表的國際無疆界金融資本對能源價格的綁架，它們包括了原油、成品油、天然氣、煤炭，甚至是電力、生物乙醇等能源產品。

就因如此，石油等能源才被各主權國家看作是戰略性資源，并上升至國家層面進行管理。其實，美國也不例外，即使它是國際以往規則的制定者、即使它是資源大國、即使近50年來歷屆總統都在追求能源獨立，但幾乎沒有一任總統能打破“能源不可能三角”，從競選時特郎普與克林頓•希拉里互黑的過程看，其理國智慧沒比其前幾任總統多出點什么，因此，其能源獨立新政完全實現的概率不大，但其政策調整的副產品將會輸向全球，風險不可不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