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的日子越來越近，輿論界對于此次會議的改革路線猜想也隨著召開將近逐步接近塵埃落定。無疑，輿論的期待將這次會議推向了中國改革里程萬眾矚目的高位，諸多美好的猜測與遠大的期望都被寄予其中。在這些浩如煙海的改革路線圖前瞻中，有一點是被大家所忽略的，那就是，改革的決心。

改革因迫在眉睫而深入徹底

在中國，改革的成敗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政府改革的決心。

最常被人稱道的一次三中全會是1978年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次會議標志著中國改革開放的開始。在那一年，鄧小平以驚人的決心設計了一場兼具深度與廣度的改革，全黨不僅對經濟體制進行改革，而且還進行政治體制改革。通過改革，我國確立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城鄉居民的生活水平實現了由溫飽到小康的歷史性跨越，我國農村展現出了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與此同時，對外開放的一系列政策，使中國走向世界，讓我國和世界聯系更緊密了，從此中國也跨入了國際競爭的行列中。可以說，十一屆三中全會所制定的改革開放方針是推動我國經濟走到今天這種高度的重要動力。

鄧小平在1978年何以能作出如此勇敢的決定？文革讓中國經濟在一片慘淡中走過了“丟失的十年”，百業待興。1976至1977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中國最高領導層試圖恢復中央計劃經濟以刺激經濟增長。目標方案已經起草，投資計劃已經設定，產量和價格單均已準備就緒。但最終，這項計劃因當時經濟政治舊格局所遺留的諸多問題而不了了之。鄧小平在當時時代興衰的關鍵點上作出如此深刻改革決定就不難理解了。

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的經濟、社會背景與1978年相比已有了很大的改觀，但是新的經濟、社會矛盾開始逐漸涌現。這從民眾最關心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改革點中可略知一二：1.樓市調控政策；2.養老制度；3.戶籍改革等等；4.國有資產管理；5.政府職能轉變……2008至2010年間所推出“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所產生的深層次遺留問題也是此次三中全會需全力補救的。這一系列的焦點矛盾都將中國推向了一個十字路口，繼續下去還是謀求新一輪的改革？

7.5%到底意味著什么？

就目前政府的應對來說，實施改革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于不久前公諸于眾的國研中心“383”改革路線圖更是堅定了這一點。“383”改革路線圖雖然僅是一份具有參考價值研究報告，但起草核心人物國務院研究中心李偉與國家發展改革委副主任劉鶴的身份讓它看上去比一般的研究報告更有分量。我們有理由期待，在即將召開的十八屆三中上，“383”改革路線圖中一部分貼近民心的改革方案會得到一定程度上的采納。

若將中國目前的狀況比喻成蔡桓公，雖不完全妥當但也有一定的可比性。“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中國目前社會經濟矛盾日益顯現，若不改革，矛盾恐將激化。醫法有二，一種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也就是對目前中國不合理的政治、經濟體制不合理之處作出根本性的調整，過程雖然十分痛苦，但藥到病除。另一種是局部麻醉，以掩飾疼痛為目的，以保守治療的方法小修小補，最后的結果病情在短時間內得以緩和，但無法根治。

十八屆三中全會究竟會采取何種途徑？本人認為衡量改革決心大小可以用一個指標來判斷，那就是明年的GDP增速。

GDP增速在我國有著非凡的意義與重要性，這也是筆者為何選用它做衡量指標的原因。7.5%這個GDP增速在近一年來成為中國最重要的一個數字之一，因為中央一直強調7.5%是中國GDP增長率的底線，且社科院已將今年增速目標調至了7.5%。中國經濟在進入21世紀之后，經歷了一段很長的GDP高增長時期，2007年達到最高水平11.9%，最低時也從未低于7.6%。

為什么7.5%是不可逾越底線？算一算就業率就可得知一二，7.5%的增速是GDP增長量可抵消我國全年新增就業人口工資總量的最低線，也就是說當GDP增速低于7.5%時，我國就會產生無法就業的適齡人口。卡死失業率是中央維穩的重中之重。最真實的就業率保底GDP增速應該是7.2%，宏觀考量，政府將底線定至7.5%。

我國現行經濟矛盾的核心是扭曲的GDP增長觀與合理健康的經濟結構之間產生的對立鴻溝，要“保GDP”政府則無可能實行徹底而深入的改革；相反要從根本上調整經濟結構，那要保全GDP7.5%增速的目標則變得十分困難。就如上文中提到的醫治蔡桓公的兩種方法，置之死地而后生需要政府拿出極大的決心，這種決心使中央面臨的很可能是幾近奔潰的經濟以及因經濟波動而導致的社會動蕩。

高盛投資管理部中國副主席兼首席投資策略師哈繼銘認為，中國當前所處的經濟周期要求通過改革去杠桿、降低投資速度、清理和消化過剩產能、抑制房地產泡沫。這些必要的調整會使短期內投資增速下降，也必然導致總體經濟增速放緩，因為短期內消費和出口無法大幅提振彌補投資放緩的影響。假定中國通過改革實現經濟再平衡，使得投資占GDP之比重逐漸下降，于2020年達至40%，那么明年的經濟增速應當放緩至7%以下。如若不然，投資率將繼續上升，經濟將繼續失衡，產能將繼續過剩，杠桿將繼續加大，風險將繼續積累。

另一方面，7.5%對習李個人功績錄來說也是個坎，如果保不了7.5%，習李將成為中國第一屆上任后經濟不增反降的領導人。

以上對中國經濟因“7.5%”而出現的兩種情境與“李克強經濟學”不謀而合。“李克強經濟學”中有三個重要“支柱”：不出臺刺激措施、去杠桿化以及結構性改革。創造這個詞的巴克萊資本預計，若中國政府按照以上三個嚴格的政策原則執行經濟管理工作，那么將把中國推向“臨時硬著陸”，未來三年里，中國的季度經濟增速會降至3%。但在那之后，中國經濟應能迅速反彈。

就在“李克強經濟學”三個原則公布后不久，中國的銀行在6月份開始大面積出現“錢荒”現象。這一困境是新一屆政府“用好增量、盤活存量”經濟政策倒逼銀行業“撥亂反正”的結果，卻也成了新一屆政府改革決心的試金石。最終，迫于銀行業對中國經濟的巨大作用，政府在最后仍不得不以刺激手段出手相助。

所以，中國政府改革的決心與另一個因素不無關系，那就是高昂的改革成本。

中國需要支付昂貴的改革成本

從易到難是一條可以值得信任的行事原則，回顧我國過往30多年來的改革歷程，不難發現，現在多數容易改革的領域已基本完成了改革，而剩下久久未啟動改革方案，大多都屬于改革成本和風險較高的領域。這些領域，幾乎都曾提出過改革的要求或者改革方案，但進展遲緩。比如，電力改革，2002年5號文件規定電力改革朝著市場化方向邁進，步驟分為五步推進：即“政企分開、廠網分開、主輔分離、輸配分開、競價上網”。如今，電改已經到了第11個年頭，大電網利益難以撼動，當初的設想仍未完全完成，電改也因進一步改革高昂的成本停滯不前。

縱觀這些年中國在各個領域內的改革，進展較大的是金融領域和社保領域，前者不觸及具體利益，后者是財政的凈投入為主。而在觸及既得利益的領域，如行政體制、財稅體制、國企國資改革領域，進展就不大。如目前正在進行的營業稅改增值稅的改革，其本質還是一個減稅方案，阻力比較小。

從諸多改革的案例中可以發現，過去10年改革的遲緩與改革成本的上升有關。中國政府當然明白能源體制改革、戶籍制度改革、政府職能改革等等改革的重要性，但昂貴改革成本讓看上去無所不能的政府也無法全力施展拳腳，因此折折衷的對策可以用中國的一條外交的原則來概括“擱置爭議”。

習李自上任以來諸多出人意料的大動作不僅在黨內掀起了一場自我改良的風潮，也讓社會各界耳目一新。正因如此，十八屆三中全會才得到了全國上下如此之大的期待。政府的改革的決心實在不是你我可以準確揣測，唯有設定一個簡單有效指標加以衡量。筆者十分期待，十八屆三中全所制定經濟政策在“保改革”還是“保GDP”之間能夠選擇前者。（中國能源網 李自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