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兩會密集召開，多省份經濟增速未達預期目標。在此背景之下，下調GDP增速不僅是理性、明智之舉，更是轉方式、調結構的題中之意。增速放緩，會否影響穩增長質量，后續考核機制又該如何跟進，成為輿論關注的重點——

最近，各地陸續召開兩會。在新常態下，各地的GDP增速目標如何確定，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

記者經過梳理發現，與2014年增速目標相比，已經召開兩會的省區市均不同程度地下調了GDP增速目標，上海市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甚至對GDP不設具體增長目標。

有關專家表示，各地下調GDP增速目標，是主動適應經濟新常態的具體表現。GDP增速目標的下調，與穩增長并不沖突，反而有利于把轉方式調結構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

經濟增速目標普遍下調

截至1月26日，北京、天津、上海、河北等地已經陸續召開了兩會。從各地公布的成績單看，2014年，除西藏GDP預計增長12％，與2014年年初確定的增速計劃目標持平外，其余省份預計均無法完成增速計劃目標。其中，重慶市GDP增長10.9%，比預期增速慢0.1個百分點；寧夏同比增長8%，比預期增速慢了2個百分點。

在確定2015年國民經濟社會發展目標時，多個省份主動下調了GDP增長目標。其中，北京市預計增長7%，比2014年實際增速下調0.3個百分點，比2014年預期增速下調0.5個百分點；天津預計增長9%，比2014年實際增速下調1個百分點，比預期增速下調2個百分點。河北、重慶、陜西等地的增速目標也比2014年實際增速和預期增速都有不同程度的下調。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在接受《經濟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目前，我國經濟增長仍然面臨較大的下行壓力，經濟增速仍處于換擋期，各地下調GDP增速目標，是尊重經濟發展規律和順應宏觀經濟大勢的表現。從2014年的成績單看，隨著我國經濟向新常態過渡，各地經濟增速都有所放緩。多個省份未能完成2014年增速目標，在此情況下，各地也有必要根據經濟形勢的變化，對增速目標進行調整，以使發展目標更符合實際。

賽迪方略地區經濟研究中心總經理黃磊分析，當前，全球經濟復蘇乏力，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新興經濟體,在短期內都很難有搶眼表現；而從國內形勢看，各省份面臨著巨大的轉型壓力，繼續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速，政府就很難把更多精力放在推動結構優化、科技創新、改善民生等領域。從這個意義上說，下調GDP增速目標，將為結構調整創造更好的條件。

速度放緩不影響穩增長

有人擔心，各地紛紛下調經濟增長預期目標，可能導致各省份經濟增長步伐放緩，這將在很大程度上使宏觀經濟面臨更大的下行壓力，甚至影響到穩增長目標的實現。

“穩增長，并不意味著經濟增速一定要保持在某一個具體的數值，而是要使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李佐軍告訴《經濟日報》記者，穩增長就是要穩住就業,穩住物價，防控風險，在就業、物價、風險等指標之間找到一種平衡，為進一步深化改革，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升經濟效益和質量，實現經濟社會健康可持續發展創造條件。

李佐軍表示，當前宏觀經濟的下行壓力，主要來自全球經濟形勢變化、我國經濟結構轉型和深化改革的影響，不能因為地方預期增速目標稍有調整，就擔心穩增長，而應抓住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的機遇，加快轉方式調結構。

“各地下調GDP增速目標，與穩增長并不沖突。”中投顧問宏觀經濟研究員白朋鳴指出，不“唯GDP”和“穩增長”的平衡點在于投資項目和扶持行業的選擇上。地方政府可以民生項目、基礎設施建設等為投資重點，使投資在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為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夯實基礎。

值得注意的是，陜西、寧夏等中西部省份也下調了經濟增長目標。有人擔心，目前中西部地區正處于快速發展和趕超東部的戰略機遇期，放慢經濟增長速度，可能使中西部省份與東部地區的發展差距進一步拉大。

李佐軍表示，中西部省份的GDP增速目標雖然有所放緩，但實際增速仍高于東部省份；而且，中西部地區有較好的資源優勢，工業化城鎮化還有較大的空間，與東部地區的差距不會由于增速目標的小幅調整而越拉越大。

“實現東、中、西部地區的協調發展，并不意味著中西部地區一定要趕超東部。”李佐軍指出，中西部有些地區受制于區位條件，不可能完全趕超東部。因此，中西部地區更應該發揮好自身的優勢，努力形成符合自身實際的特色競爭力。

白朋鳴表示，當前，國家仍將通過資金、人員等政策推動中西部地區發展，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同時，在國家“一帶一路”等戰略構想的推動下，中西部地區仍具有廣闊的發展空間。

考核指標要立足調結構

在上海市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并未提2015年GDP增長的具體目標，而是在科技創新投入、城鎮登記失業率、環保投入等方面提出了明確的數字目標。這是我國省份《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不設具體增長目標。

“這一做法是重大進步。”李佐軍說，多年來，我國一直以GDP論英雄，導致許多地方把“經濟社會發展目標”簡單地理解成為“經濟發展速度目標”，帶來了許多問題。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下，對于經濟社會發展的認識，不能只局限于冰冷的GDP規模和速度，而應更多地關注生態環境、民生訴求等指標。

李佐軍認為，當前，中央明確要處理好經濟發展質和量的關系，把握好穩增長和調結構的平衡點，這就要求今后在考核制度上也應作相應的調整，使各地真正“把轉方式調結構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

李佐軍建議，在新的考核體系中，要把結構優化和轉方式的指標放在更顯著位置上，提高這些指標在考核體系中的權重；同時，改革考核方式，用好先進的技術手段，改變過去只由上級考核下級的做法，通過開展民主評議等方式，實現全方位考核。

“考核體系中各指標比重的變化，對領導干部發展觀的影響已經顯現。”白朋鳴指出，中央提出不再單純以GDP論英雄，地方政府就紛紛下調了發展經濟增速目標。我國應加快探索建立凸顯民生、環保、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等指標體系，促進地方政府改變發展方式和策略。

“考核指標的落實也十分重要。”黃磊則強調，不以GDP論英雄，并不意味著不要GDP，也不意味著對干部沒有考核。因此，在確定新的考核體系后，還應進一步強化考核指標的落實。否則，考核體系改革所發揮的作用將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