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形成全方位開放的新格局，也就是鄧小平提出的統籌“三個開放”新時期
隨著2014年諸多數據統計的揭曉，許多代表今日中國與世界關系的數據將進一步明晰：中國的經濟規模按照購買力平價估計是否將超過美國，居全球第一；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ODI)超過外商對華投資(FDI)，實現了1978年以來的第一次逆轉……
在中國最高領導人親力推動“一帶一路”和互聯互通等對外新倡議的背景下，唯一的問題似乎變成了——2014年是否可以成為“中國世紀元年”？
在國家發改委學術委員會秘書長、對外經濟研究所原所長張燕生看來，以“一帶一路”為代表的對外投資戰略，與鄧小平30年前統籌“三個開放”的思想一脈相承。
張燕生接受《瞭望東方周刊》專訪時表示，“現在必須按照‘四個全面’的新要求，全面推動新一輪高標準的改革、高水平的開放、高質量的發展。”
到統籌“三個開放”的時候了
《瞭望東方周刊》：很多人認為，以“一帶一路”為代表的戰略，是中國新發展階段的開始，你如何評價？
張燕生：討論這個問題，有必要重溫鄧小平同志的3個論述。
1984年11月1日，鄧小平在中央軍委座談會上的講話曾提出：“我們還有一些人沒有弄清楚，以為只是對西方開放，其實我們是3個方面的開放。一個是對西方發達國家的開放；一個是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開放；還有一個是對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開放。”他指出的是30年前中國開放的重點是對西方發達國家的開放，因為需要西方的技術、人才，這是30年前實施的不平衡開放戰略。
從2014年到2049年的新35年間，中國開放的戰略是什么？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形成全方位開放的新格局，也就是鄧小平提出統籌“三個開放”的新時期。
第二，鄧小平在1988年提出了“兩個大局”的思想：先形成東部沿海地區率先發展的大局，然后形成中西部開放開發的大局。
“一帶一路”也是統籌兩個大局的戰略選擇，將帶動整個西部地區的開發和開放，是舉全國之力，沿“一帶一路”推動全方位國際合作的一個新戰略。中國是一個大國，其他國家的時間序列的動態比較優勢在中國體現在橫截面上，即在同一個時點，東中西部差距很大。所以，當前統籌兩個大局，實際上是解決中國的區域間發展差距問題，以實現新時期國內的城鄉、區域間均衡性發展。
第三，鄧小平在30年前提出了“對內改革、對外開放”。新時期的“一帶一路”，實際上是統籌改革、開放的全新戰略，通過全球投資、全球配置資源，形成新的全球影響力。
“一帶一路”戰略實施的國際背景是美國推動了新一輪全球經貿規則變局，如以TPP、TTIP為代表的新一輪高標準自由貿易區新規則；以TISA為代表的新一輪高標準服務貿易開放新規則；以BIT2012為代表的新一輪高標準投資自由化新規則；以限制政府利用優惠政策扶助國有企業戰勝民營企業的能力為指向的新一輪競爭中立規則；以新議題為代表的新一輪高標準勞工規則、環境規則、知識產權保護規則、政府采購規則等。
它們將對中國以及廣大發展中國家提出新挑戰，不適應就將面對被邊緣化的風險，主動適應也將面對體制機制和承受能力差距較大帶來巨大沖擊的風險。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逐步構筑起立足周邊、輻射“一帶一路”、面向全球的自由貿易區網絡。這就必須按照“四個全面”的新要求，全面推動新一輪高標準的改革、高水平的開放、高質量的發展，使“一帶一路”建設真正成為我國走向全球負責任大國的康莊大道。
十八屆三中全會總結了3句話，一是“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從體制角度提出了如何與國際高標準對接的問題；二是“形成全方位開放新格局”，一方面是要求舉全國之力“走出去”，另一方面提出了怎么統籌開放，哪些方面開放的問題；三是“加快培育參與和引領國際合作競爭新優勢”，從低成本的要素優勢向技術、品質、品牌、服務和成本“五位一體”的綜合競爭力優勢轉變。我覺得，下一步我國會在這些方面產生巨大的變化。
構筑全球新經濟秩序
《瞭望東方周刊》：一個較為普遍的觀點是，對外投資會解決中國的產能過剩問題，在其他方面你認為還會有何正面影響？
張燕生：首先是外匯儲備，它涉及復雜的系統性問題。我們在2007年的研究得出，如果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加快、利率市場化加快，只需要60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因此當前3.84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資產中，至少有3萬億美元需要由儲備資產轉化成非儲備資產，進行合理多元化的管理和運用，可能變成政府、企業或自然人的對外投資。
2013年，中國實現貿易順差2592億美元，其中加工貿易順差3635億美元，加工貿易中80%以上是外商投資企業。加工貿易出口已經從過去的占比55%下降到了38.9%，隨著成本驅動型資本轉移到越南、孟加拉、印度去，加工貿易順差未來將會下降到非常有限的數目。
我認為，“十三五”時期貿易順差很可能會變為平衡甚至逆差，如果ODI持續大于FDI，隨著資本市場開放，可能出現證券投資、短期資本流動逆差，使“雙順差”局面出現結構性變化。到那時，中國就進入用價格來出清國際收支差額的階段，匯率、利率市場化改革就變得非常重要。
隨著中國的“走出去”，人民幣國際化毫無疑問也變得非常重要。因為走出去時，馬上會面臨外匯風險，這時人民幣會開始逐步成為貿易結算、投資、儲備貨幣，這是隨著時間推移一步步變化的。
布雷頓森林體系破產后，浮動匯率合法化，國際社會為什么沒有拋棄美元？美元的國際化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歐洲美元市場和亞洲美元市場的興起，尤其是歐洲美元市場，在美國境外形成了一個有相當深度的離岸美元市場體系，包括即期、遠期、期貨、期權、互換等一整套貨幣和資產市場。
因此，人民幣國際化，在貿易結算、投資、儲備貨幣之外，核心問題是要在境外形成一個有深度的人民幣離岸市場體系，可以在境外形成人民幣股市、期市、債市、匯市的市場體系，進行即期、遠期、期貨、期權等業務，人民幣就可以成為套期保值、風險對沖、融資的貨幣。
習近平總書記在哈薩克斯坦演講提出共同建設絲路經濟帶倡議時，就講到了加強區域合作的“五通”，即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貨幣流通就涉及新形勢下“一帶一路”建設促進和帶動人民幣境外使用和人民幣離岸市場體系發展的重要作用。
其中，既包括通過“一帶一路”的資本輸出促進離岸人民幣需求結構的不斷深化，也包括我國資本項目逐步開放為“一帶一路”建設帶來更多離岸人民幣供給規模的不斷增長，進而擴大人民幣在國際貿易結算、全球投資交易、儲備貨幣中的廣泛使用，形成多層次離岸人民幣市場體系。這將更加有利于降低我國企業和個人“走出去”的外匯風險和匯兌成本；有利于提升我國企業和金融機構全球配置資源的能力和競爭力；有利于促進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和人民幣國際化。
亞投行不是資本輸出工具
《瞭望東方周刊》：近年來中國積極推動設立的金磚國家銀行、亞投行這兩個新的國際金融平臺，能給中國帶來什么？
張燕生：現在的國際金融體系是由英美主導的，最大的問題是忽略發展中國家發展的權益和利益要求，讓窮國遵循發達國家的規則。可以看出，無論是GATT還是WTO，所有談判都能成功，但符合發達國家權益。但多哈回合作為有利于窮國窮人窮地區發展的會合談判卻失敗了。發展中國家的權益在當今世界實際上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
金磚國家銀行，是以發展為主題，探索能夠符合發展中國家國情、發展階段和可承受能力，以長期融資為發展服務的開發性金融工具。因此，它對現有的世行是一個補充。亞投行也是為亞洲巨額基礎設施投資的資金需求提供長期融資工具。更多地培育亞洲的長期投資者，把保險、養老基金等資金通過創造長期融資工具，用于本地區的發展。因此，它也是對亞洲開發銀行的一個補充。
金磚銀行、亞投行是有著巨大功能的，但我認為它們不是中國的資本輸出工具。從資本額來看，金磚銀行、亞投行、絲路基金加總只有2000多億美元左右。而中國對外金融資產有5萬多億美元，外匯儲備有3.8萬億美元，這3個機構的資金總額只是中國每年ODI很小的部分。而且這些資金大多是用于中國合作伙伴，是按照國際規則和多邊協議提供給中國合作伙伴，是一個共享發展的南南合作新模式。
這幾個機構是從負責任大國的角度來探索打造發展中世界所需要的長期融資工具和政策性、開發性金融工具，是全方位國際金融合作的新舉措，而不是中國要輸出新殖民主義、輸出資本或輸出霸權。
具體來看，在中國方面總需要出資人和負責人，所以亞投行相關事務由財政部負責。在開發性金融方面，過去亞洲開發銀行的對接單位就是財政部，所以財政部有長期和亞洲開發銀行打交道的經驗。絲路基金作為基金，毫無疑問由中國人民銀行來對接是最合適的。我還是要強調，不要把它們看作是中國政府主導的。
絲路基金作為基金，會根據基金的宗旨來決定投資方向、領域。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更多地是多邊的、帶有長期融資工具的國際金融機構或者投資機構，兩者不完全一樣。亞投行更多地可以看作是亞洲開發銀行的補充，而就絲路基金而言，其投資人肯定有著更大的話語權，有更多的權益要求。亞投行是多邊的一個帶有國際性、區域性的開發性金融機構，更多地是本著國際通行理念和標準，而不是以投資人的要求來提供長期性的開發性金融工具和金融支持。
我認為二者應該各司其職、分工合作。亞投行有20多個成員國，且各國出資額、話語權不完全相同，應該更多地開展長期性、以發展為主題的、具有開發性質的融資項目。絲路基金可能更多地還是要考慮商業利益。
18歲的孩子要交學費
《瞭望東方周刊》：從“走出去”的實際情況來看，對外投資還是付出了一些代價，而且從披露的情況，有些項目的付出還比較大。
張燕生：中國在對外投資時遇到的風險很多。作為新進入國家，我們在很多方面都不成熟、不完善、不協調。“十五”期間，我們鼓勵“走出去”，鼓勵到國外去找資源、發展境外加工貿易；“十一五”規劃期間，“走出去”開始強調原產地多元化、參與境外基礎設施合作；“十二五”規劃期間，創建國際品牌、營銷網絡以及重視當地民生和履行社會責任等，都被提到議事日程上。
“走出去”不僅要考慮經濟因素，更要考慮非經濟因素。現在有人認為，中國企業的“走出去”是掠奪式的，損害當地環境和民生。我們不否認“走出去”過程中確實存在一些問題，但更多是為當地人謀福利的好項目。
在一次聯合國大會上，一個美國人問我，中國在安哥拉用貸款來掠奪石油，這是不是新殖民主義？我回答，西方人在安哥拉殖民了500多年，給非洲人民帶來的是絕望。在安哥拉內戰中，美國支持的一派輸給了蘇聯支持的那方，西方就認定安哥拉沒有人權和民主，不提供戰后重建資金。
這時候是中國拿錢出來為當地修路搭橋，援建學校和醫院，把安哥拉從一個嚴重負債國變成有償債能力、欣欣向榮的國家，為一個絕望的國家帶來了新生的希望。
其實安哥拉的部長也向我提出了3點建議。第一，中國投資項目應按照國際通行規則招投標；第二，為本地人創造更多就業機會；第三，保護生態環境。我認為這位部長的這些要求都是合理的。
中國要用行動進行全民教育，造福非洲兄弟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因此我們希望“一帶一路”能回到我們的傳統價值觀——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在開放合作、共享發展方面，中國一直做得很好，只要政府和企業共同努力，相信我們可以在未來35年做得更好。
可以打個比方，中國就像是一個18歲的孩子，剛開始成年挑大梁，但是與45歲成熟的美國相比顯然還嫩得多。所以，我們要求18歲的孩子不犯錯就能成長那是不可能的，要允許他交點學費吃一塹長一智。
怎樣才能最大限度地減少交學費呢？就得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