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曾被很多人稱作“拯救地球的最后一次機會”，但最終卻，“最后一次機會留給了墨西哥”。無獨有偶，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之后，全球范圍屢屢遭遇罕見的“寒流”，科學屆的“氣候門”事件頻頻曝光，以至于輿論開始懷疑國際社會應對氣候變化的意義所在。其實，從1827年法國科學家提出“溫室效應” 概念至今，這個原本純屬科學領域的問題經過長時間，特別是最近幾十年的演變，已經成為了牽動各國最高決策者神經的全球性重大議題，甚至成為各主要大國新一輪博弈的“主戰場”。
一、道德高地
新時期，大國博弈更加強調占領道德高地，理念競爭能力直接影響大國在道義領域的感召力。2009年是名副其實的氣候變化年，各主要大國對氣候變化問題空前重視、政治意愿空前強烈，專題辯論空前激烈。鑒于應對氣候變化已經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全球議題”，處于不同發展階段、有著不同利益和訴求的不同國家，均在這一“國際舞臺”上競相博弈。
為了占領道德高地，各主要大國紛紛做出承諾。美國總統奧巴馬說，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同時也是世界第二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美國愿意承擔解決氣候變化的責任。奧巴馬宣布，美國會履行已經做出的承諾，在2020年前將溫室氣體的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礎上）削減17%。倘若國會最終通過立法，到2050年時溫室氣體排放量將削減80%以上。奧巴馬還稱，美國會在2020年前將參加全球籌集1,000億美元的行動。印度總理辛格說，該國已經依靠本國資源采用并且開始實施一個關于應對氣候變化的國家行動方案。巴西總統盧拉表示，巴西愿意為保護和維護地球做出更多的犧牲。
當然，國際社會也不乏激烈的辯論。比如，西方國家對新興經濟體正在施加日益增大的壓力，特別是對中國，有求后者在未來溫室氣體排放領域承擔更多的責任，在減排領域實施更加透明的政策。英國能源和氣候變化大臣埃德·米利班德甚至在《衛報》上發表文章，公開指責中方“劫持”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的談判進程。
與此同時，巴西總統盧拉則認為，發達國家的人無需為每日三餐擔憂，但是對許多非洲、拉丁美洲和亞洲國家的人民而言，一天能吃上三頓飯還是一個夢想。盧進而指責發達國家企圖回避“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這個原則問題。發展中國家還特別強調指出，美國做出上述承諾之際強調，只有在就減排、透明度和資金問題達成更廣泛協議的前提下，美國方才履行相關義務，這實際上是空頭支票。發展中國家普遍懷疑，上述所謂“透明度”的要求是否存在大國“干預和干涉”。
其實，這樣的爭執不過是大國之間在更大范圍內和更長時間跨度內進行“道義戰”的集中反映。在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上，各主要大國，包括新興經濟體都獲得了表達本國立場的機會，他們的發言基本反映了以美國、歐盟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和以中國、巴西、印度等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在道義上的爭奪。總體來看，從1992年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到1997年的《京都議定書》，再到2007年的“巴厘路線圖”，應對氣候變化已經成為沒有任何國家能夠拒絕的理念。依據“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目前只有發達國家需要承擔具體的減排義務。但是，隨著溫室氣體排放量快速增長，要求各國共同參與減排承諾的壓力與日俱增。相關呼聲在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最不發達國家和小島國中也日趨強烈，不僅對發達國家，而且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均日益形成壓力。
綜上所述，近一年來，美國在氣候變化問題上政策的轉變正在對氣候變化議程產生重大影響。多年來，美國作為發達國家中唯一沒有批準《京都議定書》的國家而備受批評。與前任布什不同，現任總統奧巴馬承認，“對氣候所造成的大部分損害是由發達國家在過去一個世紀中所造成的，因此，我們仍然有責任起表率作用”。奧巴馬同時承認，美國政府此前許多年對氣候變化帶來的威脅反應遲緩，強調美國政府已意識到氣候變化問題的嚴重性，并已這個問題置于其外交議程的首要位置。盡管美國的“實至”與世人的期望差距甚大，但奧巴馬的“口惠”的確改善了其前任留下的“不良形象”，從而進一步減輕了美國的戰略壓力。
綜上所述，美國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的立場轉變，顯示了奧巴馬政府更加強調占領道德高地，體現了美國“軟實力”重要組成內容，凸現了美國外交政策中最具欺騙性但也最具“殺傷力”的理念競爭能力。國際社會在不同的場合，會無奈地發現，美國把“壞事”都干了，“好處”都占了，但最后它還站在“道德高地”之上。
進而言之，在今天的世界，真正的大國必須擁有某種獨特的經驗和力量持久地影響著本國所處的時代，必須在物質生產、國際規則、國際秩序和精神建設等各個方面均提煉出為國際社會廣泛接受的理念，而不僅僅是依靠傳統的國際控制和國際霸權。我國已經形成了許多“中國理念”，但是缺乏深入挖掘、提煉、系統化和推廣，其結果許多理念被別國領導人搞了“拿來主義”。最新的例證是，我國原創的“無核武器世界”理念，結果反而被奧巴馬拿去作為“引領國際潮流”的噱頭。
二、低碳經濟科技前沿
新時期大國博弈更加強調占領科技前沿，產業升級能力直接影響大國經濟競爭力，直接影響相關國家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具體到應對氣候變化領域，大國正紛紛創立具有本國特色的新的產業。從戰略層面看，歐美發達國家在節能減排問題上要求發展中國家承擔更多責任，一個理論解讀是：在本輪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中，發達國家普遍受到重創，新興經濟體的地位與影響力不斷提升。因此，發達國家為保住優勢和領先地位，希望以此限制新興大國的發展空間。展望未來，氣候變化不僅僅是一個道德問題。聯合國《促進發展，拯救地球》的報告說，未來世界各國每年需要投入高達10，000億美元的資金來處理與氣候變化相關的問題。加之各國需要推進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為特征的低碳經濟，需要開發相應的新技術、新能源和新產品，全球范圍行將出現一個龐大得足以超出人們想象的新興產業和新興市場。氣候變化已經催生低碳經濟，而低碳經濟勢將引領世界經濟發展潮流，進而將引法新一輪國際經濟博弈。
目前看，歐洲低碳產業技術較為成熟，并已初步形成了相應的產業鏈。世界上第一個國際二氧化碳排放權交易市場“歐盟排放貿易系統”已于2005年1月啟動，覆蓋了歐盟現有27個成員國將近l.15萬個工業排放實體，占歐盟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的45%。歐盟計劃在2020年繼續擴大排放權交易涵蓋的工業部門，并且新增兩類氣體。其中，德國的環保技術，英國的碳捕獲、清潔煤新技術，法國的核能及其他新能源利用等，都處于世界領先地位，也是歐洲經濟競爭力新的“王牌”。
奧巴馬上臺后抓緊實施重振美國經濟戰略，除了盡快滅火之外，還致力于重建經濟基礎，打造“巖上之屋”。為此，奧巴馬抓住應對氣候變化這個歷史性契機，全力推動產業升級。其中，新能源產業是美國新一輪產業升級的核心。金融危機期間，美國政府提出的7,870億美元刺激經濟計劃中，與開發新能源相關的投資總額超過400億美元。在未來10年內，美國在可替代能源上計劃投入1,500億美元。繼歐洲之后，《美國清潔能源安全法案》引入名為“總量控制與排放交易”的溫室氣體排放權交易機制。根據這一機制，美國發電、煉油、煉鋼等工業部門的溫室氣體排放配額將逐步減少，超額排放需要購買排放權。與此同時，美國將依法對所有來自達到美國標準實行減少排放標準的外國商品征收“碳關稅”。概而言之，各主要大國之所以如此熱衷低碳經濟，其基本考慮在理論上至少有如下三方面：
其一，旨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歐、美發達國家如果沒有革命性的新經濟模式出現，經濟上只能原地踏步，最多保持緩慢增長，等待被新興經濟體追趕。因此，相關國家在多年“厚積”之后，紛紛嘗試革命性突破，旨在創造出新的龐大有效需求以及相應的增長空間。上世紀90年代的“新經濟”、金融危機爆發前的“金融創新”和房地產興盛，都是制造新的經濟增長點的嘗試。今天，低碳經濟將再次承擔這樣的角色。金融危機催生了早在醞釀之中的以低碳經濟為核心的新一輪產業革命。
其二，尋求后石油時代能源支撐。原油等大宗資源類商品價格持續高企，使得各主要發達國家急需尋找新的替代能源，以擺脫對外國能源的依賴，維護自身能源安全和總體的國家安全。正如奧巴馬所言，“誰掌握清潔和可再生能源，誰將主導21世紀；誰在新能源領域拔得頭籌，誰將成為后石油經濟時代的佼佼者”。
其三，謀劃后金融危機時代發展先機。發達國家竭力推進低碳經濟具有更深層的戰略考量，那就是掌握世界尖端科技和新興產業革命的制高點，確保在低碳經濟發展和新一輪國際競爭中處于領先地位。在這場新興產業革命中，各大國無不積極謀劃，以求占得先機，并打壓戰略競爭者。因此，將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大國納入減排范疇，成為歐美發達國家的重要政策目標，進而將對相關國家實施“追趕戰略”形成很大壓力。
進一步看，應對氣候變化問題的緊迫性使控制碳排放的壓力日趨增大。相應地，碳排放權可能繼石油等大宗商品之后，成為一種稀缺戰略資源。據英國政府測算，到2012年全球碳交易市場容量為1,400億歐元，有望超過石油市場成為世界第一大市場。因此，發達國家已經圍繞這塊大蛋糕謀篇布局。
與此同時，隨著碳排放壓力和國際碳排放交易的逐步擴大，“碳排放”技術及其產品也將成為重要的國際戰略資源和資產。發展中國家可能迅速成為發達國家先進環保技術和設備的銷售市場。未來，隨著銀行、期貨、基金等金融機構廣泛參與國際競爭，將形成“碳交易貨幣”、“碳金融體系”等一系列我國并不熟悉和了解的“金融創新”，進而將進一步抬升我融入國際金融體系的門檻。
從外交領域看，“小小的”氣候變化問題恰似“撬動地球的支點”，正在引發一場產業革命，而這場產業革命將使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經濟體在追趕發達國家的進程中面臨新的國際挑戰：綠色遏制！
依據唯物辯證法的觀點，發展中國家也可能面臨一次全新的和難得的發展機遇，對于若干已經具有一定技術、資金、市場積累的“新興經濟體”來說尤其如此。總體上說，發展中國家大部分與產業革命失之交臂，今天則第一次與西方發達國家處于同一起跑線上。相關國家可望在特定的時刻和特定的條件下，超越發達國家的某一發展階段，實現跳躍式發展。
有鑒于上述，進一步增強應對氣候變化意識，推動以低碳經濟為基本特征的產業升級，這是“后發優勢”之“優勢”所在，是中國實現發展的現實要求，也是踐行科學發展的主動選擇，而不是外部強加的發展理念。進一步看，推動以低碳經濟為基本特征的產業升級，也是打破西方國家“綠色遏制”的最根本出路。中國需要旗幟鮮明地反對“綠色遏制”，但絕不應反對“綠色”。恰恰相反，中國要以更高的緊迫性和主動性去擁抱綠色經濟時代，實現 “綠色崛起”。
三、氣候變化多邊舞臺
新時期大國博弈更加強調占領多邊舞臺的能力、議程設置的能力。2009年下半年，有關氣候變化問題的討論充斥著國際社會的日程。9月22日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聯合國192個會員國均派代表出席，其中包括90多位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緊隨其后，聯合國氣候變化談判新一輪會議于9月底至10月上旬在曼谷舉行。在11月巴塞羅納談判之后，飽受爭議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15次締約方大會于12月在哥本哈根舉行，為《京都議定書》2012年到期后的全球溫室氣體減排磋商新的協議，雖然這一任務最終并未完成。
上述的“氣候變化”日程并未包括此前眾多國際多邊組織對氣候變化問題的持續關注。目前，全球有大約60個國際組織涉及氣候變化等環境問題。法國總統薩科齊以及聯合國副秘書長、環境規劃署執行主任阿希姆·施泰納等在不同場合，建議成立一個單一的“世界環境組織”，以期有效管理和處理全球氣候問題。氣候變化問題成為一項國際議程后，使得國際政治面貌發生了令人瞠目的變化。
綜上所述，全球性問題需要全球性解決。立足多邊舞臺、提出核心理念、主動設置議程，特別是符合本國發展利益的議程。實際上，通過多邊舞臺將本國議程變成他國接受的“國際議程”或“全球議程”，已經成為大國引領國際政治發展、掌控國際政治事務的重要手段之一。例如，在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的第二天，一份由英國、美國、丹麥擬寫的提案浮出水面。之后，主席國丹麥“違規”操作，私自拋出一份“丹麥文本”強行推動大會討論，釀成“私擬草案風波”。
其實，在應對氣候變化的問題上，歐洲國家早已經是最重要的“推手”。英、德等國是《京都議定書》等重要國際文件的主要起草者、推動者和履行者。“低碳經濟”這一概念也是由英國在2003年的能源白皮書《我們未來的能源——創建低碳經濟》中率先提出的。2006年，英國財政部公布了一份由經濟學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牽頭撰寫的報告稱，為控制氣候變化產生最壞影響的風險，全世界需要在未來的50年內每年拿出相當于全世界GDP1%的資金用于控制溫室氣體的排放。在理論上，低碳經濟概念使全球氣候控制的理念與經濟模式的轉換之間建立起聯系，使拯救地球的道德呼喚與實質性的國際行動建立起聯系。這一演變過程，堪稱議程設置的經典案例。
在2009年由世界氣象組織等主辦的第三屆世界氣候大會上，出現了一個新的議程：“全球氣候服務框架”，旨在改進各種氣象服務，幫助各國決策者獲得準確、及時的氣象信息以及氣象預測情況，提高社會對氣候異常和氣候變化的適應能力。上述議程設置及其持續推動，在今后相當長時期里，將各國氣象服務部門和各國氣象用戶以一種新型的方式捆綁在一起，以多邊合作的方式，為應對氣候變化問題注入了新的內涵。
探討多邊舞臺和議程設置問題對中國具有特別的意義。一定程度上，中國長期以來是在對一個接一個的“國際議程”做出被動式的“回應”，如人權問題、知識產權問題、匯率問題等等。這樣的回應當然也取得了明顯的成效。然而今天，是進一步超越“回應心態”的時候了：在氣候變化等重大問題上，中國不妨主動地提出有利于自身的方案，包括具體的要求和抽象的游戲規則，通過多邊舞臺使之成為“國際議程”。
四、氣候變化輿論陣地
新時期大國博弈更加強調占領輿論陣地，公共外交能力直接影響大國形象親和力，各國在應對氣候變化等重大問題上致力于傳播本國聲音。公共外交被認為對美國贏得冷戰“功不可沒”。“9?11”之后，公共外交在美國學界和政界再度受到追捧。重視公共外交已成為奧巴馬政府“巧實力”外交的鮮明特色，在國際場合刻意打造溫和、謙遜和注意傾聽他國意見的形象。概言之，加強公共外交堪稱世界性潮流，甚至聯合國以及其他重要國際組織為贏得公眾支持以推動其重要議程，也不忘竭力開展公共外交。為配合2009年9月22日的氣候變化峰會，聯合國于9月21日至25日舉辦“全球氣候周”活動。世界貿易組織2009年9月也在其日內瓦總部舉辦了自成立以來的首個“公開日”活動。
在全球化進程加速演變和中國改革開放事業不斷推進的時代背景下，中國日益迎來世界或關注、或審視、或疑惑、或挑剔的目光。在西方主流媒體上，地球上凸顯出中國版圖，或者再插上一面中國國旗，旁邊列表注明這是世界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勿庸置疑，中國為應對氣候變化做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但是，國際主流社會對中國抱有誤解、心存疑慮也是不爭的事實。除非是過分的要求，我們都要通過擺事實、講道理，用看得見的方式，去做面對面的國際思想政治工作”
問題的關鍵在于，我們要用契合普世價值、他國受眾熟悉的話語方式，闡釋中國立場，應該給予外部世界令人信服的答案。做到這一點，世界對中國的信心就會越來越大。這正是新時期中國公共外交的職責和使命。歷史地看，由接觸，到參與，到影響國際事務，這是我國融入國際體系，積極影響國際輿論的基本路徑。我們完全可以進一步借助國際多邊平臺，在全球性問題上傳播我們自己或接近我們的聲音。
拉扎斯菲爾德曾經提出“意見領袖”概念，認為在專業性領域，專家作為“意見領袖”的作用更為突現。歐洲在環境氣候領域研究早，投入大，水平高。“溫室效應”、“溫室氣體”及“低碳經濟”等概念均來自歐洲科學家。正是依托這些“意見領袖”的研究成果，歐美國家在全球氣候談判中才顯得“底氣十足”。不僅在全球氣候控制領域，而且在碳排放交易市場領域取得了“話語權”。因此，在氣候變化等重大問題上，我國也應積極開展公共外交，進一步傳播中國聲音，把新時期中國外交引入更廣闊的領域和舞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