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化石燃料的大量消耗，氣候變化問題逐步顯現和加劇，已成為當前全球面臨的最嚴峻環境挑戰之一，事關人類生存和發展。中國政府一貫高度重視氣候變化問題，2011年3月14日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表決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明確提出到2015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別降低16％和17％，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提高到11.4％，主要污染物降低8％~10％，提高森林覆蓋率、增加森林碳匯等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和減緩氣候變化的具體約束性指標，將發展綠色經濟和促進低碳發展作為重要內容納入規劃，并首次為應對氣候變化問題開設專門章節，進行全面部署。雖然已有具體的國家目標，但綠色低碳發展的道路如何走，我們的經驗還比較少，國際上也沒有成熟的模式可資借鑒。經過30多年實踐形成的中國環保新道路理論可為我國應對氣候變化工作提供理論指導。

　　中國環保新道路理論認為，破解我國日益強化的資源環境約束難題，根本要求和主要途徑是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積極探索代價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續的中國環境保護新道路。所謂“代價小”，就是堅持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相協調，以盡可能小的環境代價支撐更大規模的經濟活動。所謂“效益好”，就是堅持環境保護與經濟社會建設相統籌，尋求最佳的環境效益、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所謂“排放低”，就是堅持污染預防與環境治理相結合，用適當的環境治理成本，把經濟社會活動對環境的損害降低到最小程度。所謂“可持續”，就是堅持環境保護與長遠發展相融合，通過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不斷推動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要將代價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續的要求全面體現到國民經濟體系的各個領域和社會組織體系的各個方面，抓緊建立與我國基本國情相適應的環境保護宏觀戰略體系、全防全控的防治體系、健全的環境質量評價體系、完善的環境法規政策科技標準體系、完備的環境管理體系、全民參與的社會行動體系。

　　環保新道路理論為何可以指導應對氣候變化工作呢？

　　首先，從本質上看，氣候變化問題與其他大氣污染問題類似，主要源于化石燃料的燃燒，是發展不足和發展方式不當造成的，也只能通過發展更加先進的生產力和采用更加科學的發展方式來解決。傳統污染物的控制與溫室氣體減排工作高度相關。在我國，《京都議定書》規定的6種溫室氣體（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亞氮、全氟碳化物、氫氟碳化物、六氟化硫）中除二氧化碳外，其他5種溫室氣體均屬于污染物控制范疇。

　　其次，從國際實踐看，自英國提出發展低碳經濟應對氣候變化以來，美國提出要加速研發低碳技術，日本提出建設低碳社會，世界各地爭相建設低碳城市。國內外學者對低碳經濟的概念、實現的可能性、市場價值等方面進行了大量研究。盡管他們研究的角度各不相同，所提出的概念也有所差異，但都是為了表達同樣的內涵，體現了共同的理念，即通過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以“小代價”換取“大減排”，在減緩全球氣候變化的同時，爭取環境、經濟、社會方面的綜合“大效益”，最終促進經濟社會的“可持續”。這與中國環保新道路致力于探索“代價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續”的環境保護和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思路既一脈相承，又內在統一。

　　以污染物減排為主要對象的中國環保新道路探索實踐，對更好開展應對氣候變化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導和借鑒意義，主要體現在3個方面。

　　一是在思路方面，強調勇于實踐、不斷創新。中國環保新道路是在不斷深化、不斷發展和不斷提高對環境問題的認識和實踐過程中形成的。從最開始不認為社會主義存在環境問題，到發現問題后的“邊污染、邊治理”，再到現在的由末端治理轉向源頭和全過程控制、由濃度控制轉向總量控制、由兩項約束性指標（二氧化硫和化學需氧量）轉向四項（二氧化硫、化學需氧量、氮氧化物和氨氮）、由事后應急轉向事前預警的風險管理和全防全控。實踐積累隨之產生了理論升華，在科學的理論指引下，我們首次完成了“十一五”節能減排目標。應對氣候變化的綠色低碳轉型之路同樣會面臨類似的“陣痛”，既要關注碳排放強度帶來的硬約束，又要看到低碳技術帶來的潛在競爭力，主要用行政手段轉向更多依賴經濟手段實現減排目標，關注6種溫室氣體排放的減排而不僅僅是二氧化碳的減排，以最小的成本實現最大的減排量。

　　二是在目標方面，堅持立足國情、放眼國際，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從國際看，發達國家主要依托其先進的可再生能源、能效技術，高舉應對氣候變化大旗，主推技術輸出，甚至意圖形成技術壟斷，以求在全球經濟格局中占據有利地位。從國內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產業結構、加快淘汰落后產能等實際做法，是我國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有別于發達國家的特色之處，與科學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的要求是高度一致的。總體來看，有利于應對氣候變化的低碳核心技術和低碳發展能力將是一個國家、地區和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集中體現，孕育著巨大的市場潛力和新的經濟增長點，這一目標我們必須毫不動搖。同時，我們應對氣候變化的目標設定應在可持續發展框架下，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科學評估低碳發展的成本效益，承擔與發展階段相適應的國際義務及國內自主減排任務，呵護人類共同的地球家園。

　　三是在方法方面，采用綜合手段，注重發揮市場的資源配置作用，形成行政、法律和市場機制科學統一的管理格局。特別是在應對氣候變化工作轉入量化控制二氧化碳排放強度階段后，污染物總量減排過程中積累的相關經驗做法，包括指標分解、監測統計、監督考核等行政手段，以及排污收費、排污權交易、脫硫電價等經濟手段，為應對氣候變化工作提供了重要現實參考，其中大部分制度方法稍加改造便可以直接應用。

　　此外，應對氣候變化本身也有助于緩解資源環境瓶頸、改善環境質量，為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提供更大的環境承載力，是加強環境保護工作的必然要求，也是探索中國環保新道路的重要實踐。因此，進一步深入推進有利于應對氣候變化的環境保護工作尤為重要，需要重點關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思想上要準備充分，客觀面對轉型的艱巨性。當前我國環境問題在呈現“結構型”、“壓縮型”、“復合型”特征的同時，還伴隨著大量溫室氣體排放，應對氣候變化的低碳發展道路仍處于探索階段，經濟社會發展方式的根本轉變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充分認識中國環保新道路探索過程的長期性和艱巨性，既要有攻堅克難的思想準備，又不能不切實際、急于求成。實踐永無止境，要堅持在實踐中探索，在探索中實踐。

　　二是規劃上要統籌考慮，充分發揮協同控制效果。將保護環境與應對氣候變化放到國家發展的宏觀層面統籌規劃，科學制定環境保護與低碳發展的政策措施，加強國家層面應對氣候變化相關部門間的協調與合作，實現節能降耗、污染物減排與二氧化碳強度控制的協同共贏。

　　三是管理上要多管齊下，綜合運用技術經濟手段。以發揮市場機制的基本調節作用為基礎，鼓勵低碳技術的開發與應用，充分發揮行政調控的快速有力與統籌優勢，進一步完善環境經濟政策，以環境排污權交易為基礎，積極推動國內的碳排放交易，在現行的綠色信貸、綠色證券和綠色貿易等環境經濟政策中逐步增加對溫室氣體排放的約束。

　　四是行動上要強化抓手，建立完善的監測核算體系。積極利用環保部門在污染物監測、統計、指標分解和考核等方面的監管經驗和人員技術優勢，加強企業層面“自下而上”的溫室氣體排放監測、統計與考核體系建設，強化相應的目標責任和監督管理，在一些重點區域和典型行業開展溫室氣體監測試點工作。